说不同语言的人还在其他方面表现出对时间认识的差异。例如，说英语的人倾向于用水平方位信息来表达空间隐喻（例如，最好的在我们前面，或者最坏的在我们后面），而说汉语的人则倾向用垂直方位信息来表达时间隐喻（例如，即将到来的一个月叫做下一个月，而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叫做上一个月）。说汉语的人比说英语的人更多地使用垂直方位来描述时间，那么说汉语的人是否比说英语的人在思考时间信息时也是更多地采用垂直方位的信息呢？让我们来想象一个简单的实验。我站在你旁边，指向一个在你正前方的点，然后告诉你“这个点，是今天，那么你的昨天在哪里？而你的明天又在哪里？”说英语的人基本上都是采用水平方位来排的；而说汉语的人通常都是从垂直方位来排的，大约是说英语的人的七、八倍4。
甚至基本的时间知觉都受到语言的影响。例如，说英语的人倾向用长短来谈论时间的持续长短（例如，这是一个简短的谈话，或这个会议不是太长）。而说西班牙语或希腊语的人则倾向于用数量来描述时间的持续，例如用“很多”、“很大”，或者用“很小”而不是用长短等词语。我们的研究表明，不同语言中的时间隐喻模式能够预测人们估计时间的能力。（例如，在进行时间估计时，说英语的人更容易受距离信息干扰，在屏幕上呈现的时间更长时对呈现线段长度的估计会变长；而说希腊语的人则容易受到数量的干扰，认为当一个容器在屏幕上呈现的时间越长则装的东西越多）5。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差异是由语言本身的差异导致的，还是被文化中的其他方面引起的呢？很显然，说英语、汉语、希腊语、西班牙语和Kuuk Thaayorre的人，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是语言本身引起这种思维差异的呢？
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是，教人用一种新的方式来说话，然后看看这是否会改变他们思考的方式。在我们实验室，就曾经教说英语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来谈论时间。在这样的研究中，教说英语的人用大小隐喻（例如希腊）那样来描述持续时间（例如一部电影比打喷嚏更大），或者用垂直隐喻（例如汉语）来描述事件顺序。当说英语的人学会了如何用这些方式来谈论时间后，他们的行为就开始跟说希腊语或汉语的人相似了。这表明，语言模式确实能够扮演一个因果作用来建构我们的思维方式6。从实践角度来说，这表明当我们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时，不仅仅是学习了一种新的说话方式，而且还不经意地学习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